国际儒学论坛项目介绍
“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为了讲好“两个故事”（即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采取的切实措施，已先后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成功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儒联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设立“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为了讲好“两个故事”（即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采取的切实措施。“国际儒学论坛”设立以来，本着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互学互鉴搭建学术平台的宗旨，已先后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分别以“儒学与世界文明”“儒学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中澳文化对话”“儒学与欧洲文化的对话”“儒学与欧洲文明”等为主题，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儒联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项目会议
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7月8日—1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届时将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等3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埃及等国家的共计百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围绕“加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
一、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
开展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几年来多次强调并深刻阐述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是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开展亚洲国家的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是开展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倡议。比如，2014年5月21日，他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他再次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亚洲地区的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2015年4月21日，他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讲中又特别向南亚国家发出倡议：作为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同南亚国家加强文明对话，共同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在这些阐述中，习主席不仅发出了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倡议，而且提出了“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的课题。
历史上，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东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和中亚文明又由于地理环境的毗邻和互相影响，在彼此相互交流中共同形成了具有共性的东方智慧和亚洲价值。东亚文明以儒学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南亚文明以印度文化、佛教文化为主；东南亚文明除本身的原始文化，也受到儒学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西亚文明是以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等为主，这些文化相互影响，最后形成了伊斯兰文化圈；中亚文明受到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以儒学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影响，也受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交汇之地。亚洲地区不同文明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学习、吸收、借鉴其他文明和文化的长处、智慧与经验，以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开展亚洲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互学互鉴不是无源之水的空洞想法，而是具有深刻历史积淀的可行性建议。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共同问题面前，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通过交流对话，在相互信任中携手努力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共识。
“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以习近平主席的有关讲话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亚洲不同文明对话交流和互学互鉴的历史积淀和现实需要，而召开的。
二、会议将研讨什么？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围绕这一主题，会议设置了如下4个子题：
（1）“历史上形成的东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中亚文明各自所具有的特点和各自对整个亚洲文明、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2）“历史上中华文明同亚洲各地区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进共同进步的情况”；
（3）“亚洲不同地区的文明在长期的互学互鉴过程中共同形成的具有亚洲特色的智慧和价值”；
（4）“在当今新的形势下开展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亚洲各国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建议”。
三、会议具有哪些亮点？
1、筹备工作广泛而深入。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自去年下半年启动，专门成立了以国际儒学联合会滕文生会长为组长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一年时间来，滕文生会长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组织召开十余次范围不等的会议，为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充分、广泛、深入的准备和部署。这些会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专家座谈会，邀请中国驻亚洲各个国家的原大使，听取大使们对亚洲各个国家在文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介绍，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探讨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亚洲文明独有的价值和智慧、亚洲不同地域文化的思想特色、亚洲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进程等学术问题，为会议的召开作了学术准备。二是相关机构的协调会，主要是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帮助从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中遴选参加会议的代表，并与学者们建立联系，从而为会议的筹备提供人员保障。三是内部筹备工作会，主要召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就会议议程设计、日程安排、代表邀请、议题设置、后勤保障、新闻安排等具体会议筹备工作进行部署。
2、与会学者精挑细选、阵容强大。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是在有关方面推荐的学者名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别地区、学科领域、知名度和影响力，精挑细选的。与会的亚洲学者代表性广泛，单从学者国籍来看，就涵盖了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和中亚文明等亚洲主要文明区域、文化类型的主要国家，如，主要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国、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共同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主要受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影响的南亚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主要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西亚国家伊朗、阿曼、阿联酋等，历史上受不同文明交汇影响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同时，为了丰富研讨的视角，会议还邀请了亚洲以外的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中不少都是在特定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比如中国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中国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专家楼宇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院长、古代书院文化研究专家丁淳佑，日本知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研究东亚朝贡体系问题的专家滨下武志，埃及著名学者、政治经济学家、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专家萨米尔·阿明，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海外儒学研究专家成中英，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教授、东亚儒学及华人民俗与宗教研究专家李焯然等，可谓名家云集、星光熠熠。
3、突出对话沟通和交流互鉴。本次研讨会在会议议程设置上与其他学术会议没有太大区别，包括了开幕式、主题演讲、分组讨论、会议总结及闭幕式等议程，但会议从议题设置到议程安排上处处突显了对话沟通和交流互鉴的特点。一是尽可能多的安排大会主题演讲，将安排近三十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使每一个地区的文明的特色得到展现，每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得以阐发。二是分组考究，充分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内容，有针对性的进行分组，使小组讨论能够真正对得上话、交流得来。三是会议闭幕式精心设计，不仅精选五位学者分别介绍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地区的文明的发展脉络、历史贡献及基本特征，还有滕文生会长的概括性讲话、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汇总等。
四、何为“国际儒学论坛”？
本次研讨会是国际儒学论坛的系列会议之一。设立“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为了讲好“两个故事”（即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采取的切实措施。“国际儒学论坛”设立以来，本着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互学互鉴搭建学术平台的宗旨，已先后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分别以“儒学与世界文明”“儒学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中澳文化对话”“儒学与欧洲文化的对话”“儒学与欧洲文明”等为主题，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儒联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一、“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6年7月9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蒙古、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阿联酋、阿曼、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埃及、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京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以及新闻媒体记者近二百余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并深刻阐述“开展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是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开展亚洲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是开展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开展和推进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发出“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倡议，并提出“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的主张。这次研讨会正是以习近平主席的有关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筹备召开的。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及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会长叶选平，分别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召开并祝会议取得成功。
福田康夫在贺信中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话交流，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进步。他在贺信中还特别提出，中国古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蕴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哲理和智慧，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黄金定律”。
叶选平在贺信中指出，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互学互鉴，不断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乃是济世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亚洲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亚洲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亚洲价值、东方智慧是一座丰饶的精神宝藏，加强对它的挖掘、研究和运用，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促进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进步，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戴秉国在贺信中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次会议邀请亚洲和世界30多个国家的学者就“加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是一件是很有意义的文化盛事。他指出，亚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古往今来，无论是亚洲不同区域的文明之间，亚洲与其他大洲的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早已成为一种光荣的历史传统。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的。在平等对话中互学互鉴，在互学互鉴中取长补短，这是实现各种文明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基本途径。今天的亚洲，在世界经济文化全局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亚洲各国各地区虽然民族聚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在一如既往地恪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都在致力和平相处、平等交往，都在期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都在向往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的这种共同意愿，因而首先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今天亚洲充满生机、活力与魅力的发展和进步，必将为推进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多极秩序，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贡献更多的力量、经验与智慧。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张西平主持开幕式。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在开幕式上首先致辞，他一开始引用中国历史典籍中的三句诗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代表会议的主办方向与会的所有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称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令人可喜、可嘉、可贺的文化盛事！接着，他回顾了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讲话中对开展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出的四点重要意见，进而指出，只要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这些意见来开展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就一定会呈现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交融会通局面，一定能达到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和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亚洲各地区分别形成和发展了具有本地区特色和优势的文化与文明，大致形成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五个文化、文明圈。这些地区文化、文明圈，从来都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会通、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始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异、相辅相成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明之间进行交流互鉴，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开展这种交流互鉴的动力与活力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希望专家学者们加强对亚洲文明、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与运用，不断地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服务，促进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服务。
随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杜越在致辞中指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采取了切实具体的措施。亚洲文明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亚洲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格局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发掘、发挥亚洲文明的现代价值成为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推进文明对话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是一次积极的、有益的尝试。
李慎明在致辞中主要围绕如何建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诚对话、互学互鉴、合作共赢，让世界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好”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五点建议：必须承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必须坚持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必须坚持各种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必须对本土文化和文明坚持自尊、自爱、自信、自立，做到固本守源。
彭龙在致辞中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亚洲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史上谱写了壮美的篇章，也必将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将继续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等机构合作，加强对亚洲文明的价值和智慧、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的研究和运用。
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埃及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萨米尔·阿明、中国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日本知名历史学家滨下武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罗曼诺夫、中国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六位知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张岂之在题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民本、和谐、会通》的演讲中指出，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史孕育了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理念，其中最核心的理念有三个，即民本、和谐、会通。这三个核心理念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也实际上蕴含了中华文明的三个特色：中华文明是人文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结合、中华文明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华文明善于学习和借鉴域外文化。
成中英演讲的主题为《当代儒学的多元发展兼及开发亚洲新儒学之反思与构思》。他认为，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儒学文化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发展和保持儒学文化的核心价值会形成挑战和考验，比如儒学文化的发展只求多元发展而忽略多元整合、只求适应时代发展而忽略“反身而诚”的自我建构等。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和需要，抛弃仅把儒学作为抽象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做法，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同时人类自身必须进行反思，通过相互对话与建立动态共识来重新确认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滨下武志在题为《全球化中的东亚地缘文化与其历史动态》的主题演讲中，通过反思“历史是否只要发挥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提供过去的事实这一作用”，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亚洲历史研究视角和理论的可能。他认为，亚洲和欧洲在地理环境方面有很大不同，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更是差别很大甚至有些理念截然不同。研究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关系的发展，就自然离不开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主国–藩属国”的朝贡制度进行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楼宇烈在题为《东方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主题演讲中，对“以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指出，在相当多人的头脑中潜伏着一种唯西方文化为是、为优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思想导致了现代的人们在享受物质富裕和快捷方便的现代生活的同时，也正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不同程度地经受着由这种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病变的煎熬。他认为，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文化对防止和医治这些种种病变大有启发和可借鉴之处。
罗曼诺夫在题为《欧洲理念中的中俄对话》的主题演讲中，着重围绕开展中俄文化交流的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俄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应该继承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深入推进两国文化交流，这对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创造了文化交流的机会。
卓新平在题为《亚洲宗教多样性及其文明对话》的主题演讲中侧重从宗教的角度对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亚洲文明一个最为典型的特点就体现在亚洲是世界宗教的摇篮。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三大河系产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提供了人类灵性精神的基本范畴和思维特征；而这三大河系都在亚洲，亚洲故而为人类文明宗教之源，此地产生了多种宗教，是世界宗教之源，而且为宗教多样性之集大成。对亚洲价值之源、东方智慧奥妙之所在的探求，离不开对亚洲宗教原创性和多样性为代表的深入理解。从精神意义上探索，亚洲宗教理解上接“天道”；从自然意义上体悟，亚洲宗教流传下连“水源”；其世界观念且以人为本，相信上下打通、神人感应。亚洲宗教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对人类宗教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亚洲文明对话体系中应重视宗教文明的对话。
本次研讨会是“国际儒学论坛”的系列会议之一，会期两天半，包括开幕式、主题演讲、分组讨论、会议总结及闭幕式等环节，与会代表将围绕“开展并推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题，分别从“历史上形成的东亚文明、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中亚文明各自所具有的特点和各自对整个亚洲文明、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历史上中华文明同亚洲各地区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进共同进步的情况”；“亚洲不同地区的文明在长期的互学互鉴过程中共同形成的具有亚洲特色的智慧和价值”；“在当今新的形势下开展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亚洲各国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建议”四个方面展开学术研讨。设立“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为了讲好“两个故事”（即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采取的切实措施，已先后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成功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儒联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二、“国际儒学论坛–布加勒斯特学术会议”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
2015-09-29 | 来源：国际儒学网
2015年9月21–22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布加勒斯特学术会议”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举行。会议的主题为“儒学与欧洲文明–以罗马尼亚为中心”。来自中国、罗马尼亚、美国的20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徐飞洪，罗马尼亚驻华前大使、著名汉学家罗明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白罗米主持，布加勒斯特大学校长Mircea Dumitru、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徐飞洪、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Mircea Dumitru校长介绍了布大的汉学研究传统，认为中国的语言哲学与西方语言哲学概念具有共同之处，他对中罗两国之间学者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活动表示欢迎。徐飞洪大使在致辞中指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专家面对面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罗两国在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他对布加勒斯特大学长期致力于汉语教学、推动双边文化交流和培养汉语人才表示赞赏，希望年轻一代汉语人才和汉学家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多做贡献。牛喜平秘书长介绍了设立“国际儒学论坛”开展儒学研究及国际儒联的基本情况，并代表国际儒联合对罗马尼亚前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先生为“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会”发表贺信及为此联络做出努力的罗明先生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表达了与罗马尼亚学术界、教育机构开展合作的愿望。
开幕式上，国际儒联副会长张西平、副理事长李文亮分别向布加勒斯特孔子学院赠送了由滕文生会长手书的墨宝、《四书》中英文初级读本，孔子学院回赠了由罗马尼亚艺术家创作的孔子画像。
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来自布加勒斯特大学、锡比乌大学、布拉索夫大学、夏威夷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等单位。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就儒家领导力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儒家哲学中政治领导力的基础在于德性与责任心的建立与发展，基于此可以发展为一个新型的儒家政治与经济领导力模型。此外，国际儒联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介绍了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的汉学贡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丁超介绍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国家的译介与传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心竹就孔子的王霸思想进行了闸述，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管永前介绍了20世纪《中国季刊》中的西方儒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杨慧玲重点探讨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后的“汉字与短语”编成有关中国经典的汉英专科词典以及检索中国经典的可行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文亮等分别对中国当代儒学和国学的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
与会罗马尼亚学者发言的主题聚焦于中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如白罗米、洛河、逸雪以及安德丽分别就荀子与柏拉图的治国思想、孟子与亚里士多徳“义”的思想、朱熹《读书法》与西方诠释学、传统儒家环境美学与西方环境审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罗马尼亚著名汉学家维珊教授探讨了梁漱溟在20世纪提出的东西方对话的主张，她认为，梁漱溟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保守主义者，其建议具有深刻的意义。
本次会议是国际儒联在罗马尼亚首次举办的学术会议，中罗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会议对推动儒学在罗马尼亚和东欧地区的研究、传播，促进中国与罗马尼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
会议期间，张西平副会长、牛喜平秘书长一行代表滕文生会长分别专程拜访了罗马尼亚前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和罗马尼亚驻华前大使、著名汉学家罗明，感谢他们对国际儒联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并向他们分别赠送了由滕文生会长题写的书法作品。此外，国际儒联还利用在罗马尼亚举行学术会议的机会，向罗马尼亚汉学家罗明、萨安娜、杨玲颁发了“儒学文化研究成就奖”。
三、“国际儒学论坛–威尼斯学术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滕文生会长作主旨演讲
2015-09-29 | 来源：国际儒学网
2015年9月19日至20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大学、威尼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坛–威尼斯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国际大学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顾问桂晓风、副会长张西平、副理事长卢德之、副理事长王大千、秘书长牛喜平，威尼斯国际大学校长乌伯托·瓦图尼、威尼斯大学副校长李集雅、威尼斯大学亚非学院院长保罗·卡瓦蒂，及来自中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斯洛文尼亚、新西兰、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近3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为“儒学与欧洲文化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繁荣还是衰退？”会议开幕式由张西平副会长和威尼斯大学副校长李集雅主持，威尼斯国际大学校长乌伯托·瓦图尼、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滕文生会长和法国著名汉学家程艾兰分别以“关于历史上亚欧、中欧文明的交流历程与相互影响和儒学的特性、价值与前途”和“欧洲汉学头起之际儒学的地位”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滕文生会长在演讲中，对两千多年来亚欧、中欧文明的交流特别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大体历程作了回顾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正确认识世界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三点启示：一是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存在的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都应得到承认与尊重；二是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学习、吸收、借鉴别的文明的长处、智慧与经验，以保持和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三是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在其发展途程中都是波浪式前进的。
滕文生会长还紧紧围绕这次会议的主题，就儒学的当代价值作了阐述。他认为，儒学不仅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的治理服务，而且一定能发挥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得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他指出，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它所以有着持久不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有着不断繁荣进步的发展前途，是由其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此外，滕文生会长还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精神，提出了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要坚持的三条原则：一是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就是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是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是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地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
主题演讲之后，举行了“儒学文化研究成就奖”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牛喜平秘书长宣读了《关于授予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兰乔蒂“儒学文化研究成就奖”的决定》，兰乔蒂教授的后人代其领受了奖杯并发表了感谢致辞。此奖项的设立旨在奖励在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外国学者，国际儒联利用在中国境外举办“国际儒学论坛”的机会，按国别向所在国的著名汉学家颁发此奖。
在研讨会上，有关利玛窦的研究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卓新平在发言中阐述了利玛窦在儒学与中华传统传中的独特贡献；国际儒联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认为，利玛窦开启了耶儒对话，其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对待异域文化的尊重和接纳以及入乡随俗、灵活有效的传教方式都值得我们借鉴；威尼斯大学副校长李集雅探讨了利玛窦的“成己”思想。
中西文化比较与传播交流是此次会议的另一焦点。张西平副会长就意大利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对汉学和中国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作了总结和阐述；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著名汉学家罗亚娜深入研究了康德与牟宗三关于自律与智的直觉对话；斯洛文尼亚沙徳亚博士批判性地比较了欧洲和中国各自创立但存在共性的两个概念–李泽厚的积淀说与荣格的原型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在与外来文明的接触中不断吸取外来的养分，壮大和充实自己；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在研究《理惑论》和《天主实义》的基础上，认为“对话”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一种适当方式，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各种不同的“圣道之淳”相互宽容，在对话中加深彼此的理解才能和平共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耿昇深入研究了中国儒家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意大利史华罗教授介绍了18世纪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争论和研究，并指出启蒙思想和儒家思想存在着不同的目标。
关于当代儒学，印度学者苏丽阐述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瑞士日内瓦大学Nicolas Zufferey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儒学价值观与西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海明以安乐哲的经典诠释为例探讨了比较哲学形上学建构的可能性；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阐述了世界文化秩序变化中的儒学价值观。
中外学者还就儒家典籍文本、儒学术语的英语表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长期以来，国际儒学联合会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儒学的研究、教育、传播与应用，与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努力挖掘儒学的思想智慧，并结合实际运用到认识、改造和发展世界中去。近年来，国际儒联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设立了“国际儒学论坛”，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召开学术研讨会，搭建中外文明对话平台。召开本次会议也是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儒联会员大会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的具体措施。
会议期间，滕文生会长一行还专门会见了威尼斯国际大学校长乌伯托·瓦图尼、威尼斯大学副校长李集雅，双方围绕儒学与欧洲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交流，就加强双方合作、推动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交换了意见。
四、欧洲之旅 中国故事
——“国际儒学论坛——威尼斯、布加勒斯特学术会议”发言摘要
作者： 《光明日报》（ 2016年01月25日16版）
去年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分别举办了“国际儒学论坛——威尼斯会议”“国际儒学论坛——布加勒斯特会议”。来自中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德国、法国、斯洛文尼亚、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近50位学者，围绕历史上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儒学的基本特征、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律进行了研讨。
一
丁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为彼此之间最早的信息传递者。13世纪是中欧文明交往走向深入的重要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三件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蒙古帝国的军事远征；二是波兰人本尼迪克特和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达东方；三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朝。
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明朝中叶以后，罗明坚、利玛窦、殷铎泽、艾儒略、南怀仁、白晋等一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研究儒学典籍，将不少儒家典籍介绍到欧洲去，并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史学家朱谦之曾指出：“百科全书派在法国风动一时，其思想来源则在中国，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百科全书派崇拜理性，……实际这样的理性正是在华耶稣会士们所说的‘理’之变形，是从中国来的”。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儒学文化在17—18世纪大规模地传往欧洲以后，对欧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当时的法国，以法文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论著甚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培尔、马勒伯朗士、拉莫特·勒瓦耶、伏尔泰、孟德斯鸠、费奈伦、魁奈、尼古拉·弗雷烈、狄德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儒学等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曾这样评价“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集道德教诫之大成”，“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人们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和规范的伟大著作”。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利玛窦对孔子有着客观、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其他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利玛窦对孔子的这种评价，也影响和感染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歌德认为，儒家思想充满了“教育、伦理和哲学内容”；莱布尼茨曾这样表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史华罗（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在启蒙思想家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国度。那里没有像欧洲那样会影响政治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神学统治，没有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长期的宗教狂热，而是另一番令欧洲人感到新颖的景象：在伦理道德体系的约束下人与人相互尊重、关系和睦，科举考试制度允许以不拘泥于家庭出身的方式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选拔，政治体制注意效率和自由相结合，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很明显，孔子、儒学和中国的形象俨然已经成为一面令当时的欧洲人借鉴学习和反思自身的镜子。
时至今天，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子。
二
苏丽（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道德状况下滑、利益冲突加剧、环境污染日甚等问题。儒家思想可以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有力的思想工具。
比如，“天下大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倡导这样的思想，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人们应该修养自己，安济别人，大家为了天下的共同利益去做事去生活。
又比如，儒学中的“义利协调、以义为先”思想。它认为，追求利益不应成为商品生产的唯一动机，还应考虑到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秩序而言，相比于追求个人利益，道德和正义更为关键。
再比如，儒学中的“德法并重、以德为先”思想。它强调，遵守道德规范要优于和重于法治刑罚。认为让人们因为害怕受法律惩罚而守法并不是长久之计，而让人们自愿守法才是最佳选择；“法”往往聚焦于惩罚上，而“德”重点在防患于未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来看，调解和仲裁往往是处理争端的首要方式，人们不会动辄就进行法律诉讼。
在印度和西方国家，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似乎落后了，而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运行良好。这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和反思。我相信儒家价值观将继续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持久影响。
维珊（罗马尼亚汉学家）：西方文化正危机重重。要化解危机，需从儒学和中国文化中寻找办法。在世界未来的文化格局中，儒学和中国文化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必须吸收儒学和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中可供借鉴的价值。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举的，其中儒家思想是主导，佛、道两家思想是辅助。中国文化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主多元格局，从根本上讲是与儒家思想重视现世生活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现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多种多样，并非一元文化所能满足的，因此，各种不同层次、类型的文化都应各有其位置与作用。相反，如果像西方价值观那样，把人们的价值取向集中到对来世的救赎上，那么对唯一的“上帝”的虔诚信仰就会产生排他性，就可能将其他文化视为异端。如果这种排他性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挑动，就可能引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冲突甚至战争。
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外来文化也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先后在中国传播。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是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的以佛教为主要标志的印度文化，其次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从西亚地区传入的伊斯兰文化，再有就是13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西方文化，到了近代主要是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传入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传入中国。
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一口“酱缸”，任何外来文化到了中国都要被“酱”住，都要被“中国化”。这样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会经过相互认识、了解、吸收、融合、转化的过程，其间也难免会发生某些排斥、冲突的插曲。儒学文化是开放和包容的，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但是，一种文化要吸收和融合另一种外来文化，不会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黎锦熙曾经以吃饭来比喻中国历史上消化、融合佛教文化的历程，他说：“这餐饭整整吃了千年。”
罗亚娜（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在当今世界，不管大家谈论的是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核扩散、疾病、犯罪、恐怖主义，还是能源与水资源的短缺以及贫困、买卖人口、基因操纵等，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国家、单一文化的力量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却更多受到家庭集体和社会集体主义的影响。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其他人、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这种“以德为邻”的思想可以为今天我们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提供重要借鉴。它是一道有力的光，透过复杂的历史迷宫为我们照亮通向人与人和睦相处、国与国和平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道路。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儒家政治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中有关努力实现社会稳定的见解、方法和措施，以避免和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冲突。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关心人民疾苦、重视当政者的个人自我修养，其总体目标是人们和睦相处、世界和平发展以及社会长治久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可以而且应该为将世界变成一个互助共荣的命运共同体而奋斗。在这方面，儒家政治思想可以为今天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和发展相互关系提供借鉴。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撑，也可以为别的国家的价值观建设提供借鉴。
比如，儒家思想主张的“忠恕之道”，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当双方存在着利益冲突时，只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么，经济活动中就可以多一份诚实、少一份欺诈，市场交易中就可以多一些安全、少一些犯罪，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就会增加关爱而减少摩擦，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就会健康得多，大家所能获得的总体利益也就会更多。
鲁博安（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中国部主任）：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今世界上，读过孔子著作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多。在20世纪美国的一位知识分子列出的100位曾经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重要人物中，孔子位居第五。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文化范围内，而且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行为和观念中。凡是读过儒家典籍和吸收了儒家思想的人，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促进自己思想智慧的丰富和发展。
孔子是古代世界上充满智慧的几位圣贤之一。他倡导“仁爱”和“仁政”，探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世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东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面对正向人类袭来的当代各种危机，我们需要一场思想和价值观的革命，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摆脱过去那种重视个体而忽视集体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式。
“独立个体”概念作为西方道德理念的思想基础，至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它或多或少地为自由放任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道德基础”，造成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出现了大批极端地奉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他们凭着“行使个人权利”的说辞，为个人“毫无限制的自由”，为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进行辩护，而不惜妨碍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正义。在今天的世界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它们已变得有害而无益，国际社会不应再留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相比之下，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重视集体的作用。儒家思想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集体和社会的一分子，同集体和社会中的其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决定了一个人必须在行使个人权利的同时还要尽到对家庭、集体和社会的义务与职责。这些观点显然与西方价值观信奉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强调的所谓“理性”“自决”“自立”“自私”等，是截然不同的。
目前，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之中。它的发展壮大已经引起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一系列变化。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世界文化秩序的变革和重建中，儒学和中国文化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恰恰是应对当今世界遇到的诸多问题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当然，儒学工作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贝多芬的音乐不只是德国人爱听，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已经走向世界被人们所普遍认可。然而，儒学尚未完全走出“唐人街”和“华人圈”，它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似乎仍是一种遥远相隔的奇异文化。
颜炳罡：儒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与时俱进，“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文化冲击与挑战，儒学开始了自我调整、寻求自我突破的历史过程。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物质上的富有与充裕，应该转化为精神上的富有与高尚。古人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何引导人们过一种理性、高雅、有品位的精神生活，是当代儒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三
鲁博安：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对话的目的就是鼓励不同文明从孤立、封闭、自大的意识中走出来，转向乐于向其他文明提供自己所特有的、于人类有用的东西，同时也乐于接受和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点、长处，以利共同提高。
怎么样实现对话呢？最为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尊重每一种文明的平等地位；二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三是坚持自愿的原则。开展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应是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自愿的信息交流与切磋。只有这样，对话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需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儒家思想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理念，承认所有国家和种族的平等地位和各自特点，鼓励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值得生活在战乱、冲突不断的当今世界的人们反省和思考。
王殿卿：一种外来文化，若想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首先克除“水土不服”的问题。实践表明，在中国这块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土地上，任何外来文化，不与儒家文化对话、交流、互鉴，将难以生存与发展。同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不与当地的主体文化对话、交流、互鉴，同样也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坚持文化自信、自立，是任何一种文化得以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只有坚持文化自信、自立，才有资格与其他文化对话，否则就会失去对话资格。当然，文化自信、自立也要有度，若超过了界限，就会异化为文化霸权，就会带来冲突。
苏丽：不同文化交流和对话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交流和对话，不同文化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并不断丰富、提高。但是，一种文化在向其他文化学习过程中，要坚持自己的本色，不能迷失了自己。东方文化在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时，也要注意对西方文化中的东西加以鉴别，采取有扬有弃的科学态度。
李存山：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只有某一种所谓普世主义的文明，不可能幻想使其他文明都归化于一种文明。世界需要建立和而不同的全球伦理，它是建立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互鉴并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的，它的首条规则应该是儒家思想一直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炳罡：“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是儒家文化的一条基本理念。“并行不悖”是前提，“和而不同”是方法，“保合太和”是目标。“并行不悖”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世界不同文化在世界上共同存在，但不相互妨害；“和而不同”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身独立性而和谐相处；“保合太和”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断完善自己，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