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艾田蒲（René Etiemble, 1909-2002）曾言，在马若瑟翻译、杜哈德出版的《赵氏孤儿》中，他看不出“有什么内容可以吸引伏尔泰写出《中国孤儿》的故事”。这段话其实点明了两部作品的巨大差异。……经过一番法国式的去芜存菁，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时间跨度20年的故事进行大幅删节和高度精简压。舞台上的主要人物精简为三人，即成吉思汗与张惕夫妇。时间则压缩在了24小时之内，以婴儿性命攸关的时刻为起点，以张惕夫妇与成吉思汗的交锋为中段，以孩子遭到赦免为终点。显然，赵氏孤儿长大成人替父报仇的情节被完全舍弃，除了时间上无法符合三一律，血腥场面不符合古典戏剧要求之外，也是因为它不符合人文主义者伏尔泰所主张的充满爱、宽容与慷慨的更高的道德层次。仇人的血或许可解仇恨一时之渴，却也使得复仇者堕入嗜血的深渊 ：仇恨作为一种可怕的激情，它越是表现得偏狭固执，越是透露出主体理性力量的孱弱，对于激情控制的乏力。复仇能够满足一时冲动之时，却会触犯到法国悲剧的一项重要准则——如何让读者或观众在投入观剧的同时，精神亦获得升华。在《中国孤儿》的标题下，读者已经很难看出《赵氏孤儿》的原貌。每一个人物的设置与改变，都承载着伏尔泰乃至整个启蒙时代对全人类道德风貌的憧憬与期待。
《中国孤儿》，扮演伊达梅的洛谷儿小姐和扮演张惕的布利扎尔
为了使《中国孤儿》更易为欧洲观众接受，更具有历史悲剧的特点，伏尔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成吉思汗。在某种意义上，《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是成吉思汗的原型，后者保留了他嗜血残暴的个性，并且成为孤儿生命存续的最大威胁。但是成吉思汗的身份又不仅限于此，他具有了几样屠岸贾缺乏的特质：其一，他是伟大的东方君主，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其二，他依然保留了某些人类情怀，具有欣赏女性之美与道德之美的能力。这位攻无不克的战将，面对伊达梅的勇敢与执着也为之动容，叹息道：
“我因何颤抖/ 我为何动摇 ?/ 何方神明附她体说话/ 给予她庇护？/ 这神明是否是美德/ 是否是美貌/ 其力量超出了我的权威 ? ”他对心腹承认道：“你看到我的新弱点/ 不由自主地被相反意志左右/ 我呻吟着，尚不知晓自己要什么”。
转瞬间，一个叱咤风云的马背英雄变成了道德与美的崇拜者，一位多愁善感的情郎，一位被文明所感化的野蛮人。他突然改弦易张，赦免张惕夫妇，正是伏尔泰反复考虑之后的理性选择。事实上，1754年末，当伏尔泰终于有时间集中精力创作这部悲剧之时，内心颇多困扰。和往常一样，伏尔泰希望剧本“投合公众趣味”，“挑动观者激情，扰乱人的内心，令人感到痛苦”。然而中国历史记载中，“鞑靼人赶尽杀绝”，如此残暴的行为恐怕“难以让任何人流泪”。伏尔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于戏剧动力的理论阐释，即悲剧的主角既不能是绝对的恶人，也不能是绝对的善人，而是具有弱点，免不了常人错误的人，这样才能唤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绝对的恶人，至多令人心生厌恶，却无法唤起真正的悲剧情感。这一点上，中国戏曲美学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传统悲剧通常会设立善与恶的彻底对立，呈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说，用邪恶者终遭惩处和善良人沉冤昭雪的情节设置，宣扬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善恶观，在普通观众心中唤起满足感和喜悦感。在人文主义滥觞的十八世纪，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之复杂，意识到理性对情感控制的薄弱，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并无正义的至高存在时刻监控着人类命运，随时惩恶扬善。故此，剧作家愈来愈热衷于表现个体内心深入各种力量的对抗和挣扎，强调人本身的善恶复合性。
《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装扮的勒甘
《赵氏孤儿》是一部充满等级社会价值观的纯男性戏剧。尽管有孤儿的母亲这唯一的女性角色，并且社会地位非常显赫，但是她在把儿子托付给程婴之后便悬梁自尽，追随亡夫而去，充分体现了女性对夫权的顺从，俯首帖耳地将个性与光芒默默隐藏在男性的阴影之下，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妇德的符号。仅从女性身份而言，这位晋国公主或许可以与《中国孤儿》的唯一女主角伊达梅联系起来，视作后者的原型。然而同为母亲，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异过于明显，未免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公主向心腹臣子托孤，这本是出自母亲爱子情深的天性。然而在纪君祥笔下，晋国公主托孤的动因却在于这是其夫家仅存的子嗣，关系到一个姓氏家族的血脉延续和兴旺。在中国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中，家族的凝聚力和宗法性是国家组织结构之本。孤儿必须活下去，并不在于他本身生命的珍贵，而在于借助他传承香火、恢复家族荣誉、传递家族生命。这就使得个体生命的价值完全湮没在了一个社会团体利益的需求之下。而伏尔泰笔下的伊达梅却站在了无声死去的晋国公主的对立面，鲜活的生命力令人难以忽视。竭尽全力地捍卫孩子的生命只是出于母爱的本能。她既不关心家族荣誉和血脉传承，也无视等级制度的权威性，更不盲目服从丈夫。伊达梅只是作为一个最简单、赤诚的活生生的人存在，她的抗争与呐喊无不代表着作者本人对于君主集权的反思：
“这些逝去的王者，灰飞烟灭/ 难道他们是你的神明，你怕五雷轰顶？/ 这些无能的神明沉睡在坟墓里/ 难道你向他们发誓过要杀死自己的亲子？/ 唉，伟大或渺小，庶民或君主/ 某一刻由无聊的标志区分开/ 其实天性相同，都会遭遇不幸/ 一切人类都忍受着自己的痛苦……”
“去吧，听我说，我们不欠君主们什么/ 绝不用鲜血向骨灰献祭/ 去吧，对我们而言他的名字不比，/父亲和伴侣的名字更为神圣。/ 天性与婚姻才是首要的律法，/ 所有民族的责任义务、道德约束/ 都来自神明，剩下的才属于凡人。”
无论对于十八世纪的法国还是中国而言，这些言论都过于大胆。正因为伏尔泰对盲目忠君的讥笑态度，才使得《中国孤儿》的某些诗句一度遭禁。而正是这位敢于对丈夫叫喊“什么，你竟如此缺少人性！”以及“不，这可怕的美德我丝毫不懂”的女人，却从此成为法国观众眼中中国式美德的象征，颇有讽刺意味，也不由得令人深思。事实上，伊达梅虽然以中国女性的名目出现，却已经不是那个中国传统美德所要求的女性，而是浓缩了剧作家对于人类高尚德行的一切美好想象。
《中国孤儿》中伊达梅的服装
同样，《赵氏孤儿》的男性人物个个忠肝义胆，视生命为草芥。为了主人的家族香火延续，公孙杵臼毫不犹豫地以身赴死，程婴冷血地献出儿子的性命，成年后的赵氏孤儿则毫不犹豫地杀死义父，为家族复仇。而经过伏尔泰的大幅删节，原著中的男性人物仅存程婴一人，也就是张惕的原型。虽然程婴与张惕的角色身份和行为个性之间差异颇大，但是伏尔泰至少保留了他的核心行为：用亲生儿子的性命换取效忠对象的血脉存续。但是，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为程婴的行为所震撼，是因为程婴是牺牲自己家族的血脉来换取另一个家族的存续，这种牺牲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交换的意义，是对封建忠仆精神的超乎寻常的完美阐释。而伏尔泰在塑造张惕的角色时却表现得瞻前顾后，犹豫难定。剧作家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感到原作人物过于理性忠义，淡漠生命，缺少人性的暖色，令一方面又为程婴的义举而深刻震撼，体会到令人战栗的崇敬感。这矛盾的态度也导致了张惕成为全剧最受争议的人物。初期演出中， 甚至演员自己都难以接受张惕的行为，以至擅自添上了几句台词：
伊达梅：“我要死了，亲爱的丈夫。” / 张惕：“活下去，我亲爱的妻子。”而伏尔泰得知此事非常反感，大声喊道：“这些简直是在贬低伊达梅和张惕。以上帝的名义……死亡的承诺和苟且偷生的祈求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根本不算什么。”
如若细化到具体情节的处理，伏尔泰所作的最大改动乃是《赵氏孤儿》中程婴之子，即《中国孤儿》中张惕之子的生死命运。元曲《赵氏孤儿》中，程婴假意卖主求荣，向屠岸贾告发孤儿藏身之地，实则用亲子替代了少主，令仇家深信找到确是赵家遗孤，当着程婴的面处决了他的亲生骨肉。在原剧中，程婴的牺牲精神和忠义果敢完全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丝丝入扣地迎合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事实上，十八世纪部分法国观众和批评家一味强调血亲相残情节给欧洲观众带来的震骇，然而类似弑父或弑子的情节早在欧洲人熟悉的古希腊神话中大量存在。从克罗诺斯在母亲帮助下阉割父亲乌努诺斯，坦塔罗斯杀死并烹煮亲生儿子邀神赴宴，俄狄浦斯无意间杀死亲生父亲娶回亲生母亲，阿伽门农将亲生女儿伊菲革涅献祭给阿尔忒弥斯；美狄亚为了报复背叛的丈夫伊阿宋而亲手杀死一双亲生儿女……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这些家族至亲相残故事并不陌生。即便在高乃依出版于1647年的悲剧《赫拉克勒斯》（Héraclius）中，也曾出现过就类似的情节：赫拉克勒斯是莫里斯皇帝（Maurice）的遗孤，为了少主不遭到弗卡斯（Phocas）的杀害，忠诚的女管家列奥蒂娜（Léontine）也用亲生儿子换取了赫拉克勒斯的性命。而高乃依对于这样的牺牲精神表示了钦佩和赞誉。可见，至少在17世纪的法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太大差异，《赵氏孤儿》中程婴献子救主的行为与希腊神话甚至法国古典悲剧之间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效忠君主都被视作高尚品格。而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文化中，家族至亲间的彼此残杀之惊心动魄更胜过仇人间的血腥屠戮，也更富于戏剧的张力。
……而伏尔泰却有别于高乃依，在中国悲剧中刻意地避免了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标志性情节。这种处理方式从道德观和戏剧审美两个角度都颠覆了前人的主张。一方面，在伏尔泰笔下，父亲张惕企图用亲生儿子换王子的性命，母亲伊达梅却竭力阻挠，不顾一切地保护儿子生命，唾弃丈夫的愚忠。这样一来，以臣子之命换君主之命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凡是生命，无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在平等的视角下获得关照。血缘亲情与君臣之义的冲突置换了善与恶阵营的对立，生命的意义更重于等级制度下的忠诚与职责。在张惕之子死与不死的选择背后，隐藏着启蒙时代以来对于人的本身价值的重新发现，对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勇敢主张。另一方面，伏尔泰认为弑子护君的做法有悖人伦天性，是人性令人厌恶的过度扭曲，只有发乎自然的血缘亲情压倒社会赋予的后天义务，这样的安排才令人信服，符合古典戏剧所要求的逼真准则。故此，伏尔泰对《赵氏孤儿》面目全非的改编，与其说源自中法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差异，不如说是伏尔泰本人，或者说伏尔泰生活时代的法国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戏剧美学正在发生深刻的自我质疑与改变。他所针对的并非仅仅是《赵氏孤儿》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特有道德观、价值观，而是深刻反思了在一切君主极权社会中，个体在情与理的极端冲撞之下，该何去何从。
本文摘自《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罗 湉 著ISBN 978-7-301-249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