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我会会长滕文生为我会副理事长卢德之新著《论共享文明》所作的代序。该书从当今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这一宏大主题出发，从古往今来、东西方对照两个维度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谱系，以全球视角与独到见解提出了“共享文明”的概念，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阐释，不不仅深入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和方向，也为理解当今中国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和向全球倡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路径。《共享文明》由东方出版社今年11月推出中文版。据悉，国家外文局主办的新星出版社将该书与作者的《资本精神》《论资本与共享》等作为“资本与共享三部曲”列入2017年度重点外宣书，联合加拿大出版机构将于12月首先推出英文版，向全球发行。
人类文明史表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东方文明如此，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都如此。欧洲在经历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终于摆脱衰乱和落后状态，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欧洲文明的复兴。这是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与欧洲各国人民学习借鉴东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长处、智慧、经验，也是分不开的。
不同文明需要互学互鉴，方能取得各自的发展和共同进步。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各种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在发展中是波浪式前进的。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形成有先有后，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有程度大小、数量多少的差别。也就是说，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不会是同时产生、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的需要，也才会通过互学互鉴形成相互交融、相互辉映的生机盎然的文化景象。所谓波浪式前进，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由于对客观条件的利用或时机把握上的差失和种种历史局限的制约，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一帆风顺的。在前进速度和发展水平上会有快慢、高低之别，有时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就像波浪一样有波峰也有波谷。
各种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和波浪式前进，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表明，即使一种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切不可使这种地位和贡献成为包袱，从此孤芳自赏、固步自封，以为不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借鉴了；更不能以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而轻视、鄙薄甚至排斥、打击别的文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自取衰败之道。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相互不断交流、融合与超越。
人类历史已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充满巨变而又有着光明前途的世纪。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空前紧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构建了有利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悬殊空前突出，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物质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所创造的各种智慧与力量，也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的一切智慧与力量。只有不断发掘、利用人类已经积累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启示、智慧与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才能开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毫无疑义，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应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文化价值，结合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进全球治理、促进各国共同繁荣服务。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有一个重要政治思想，也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就是“天下大同”。所谓“天下”者，非一人一家一国一民族之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共有之天下。所谓“大同”者，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说：“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另一古代典籍《吕氏春秋》中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人们对“天下大同”思想的理论说明和形象表述。基于“天下大同”的要义，中国的古贤们还提出了又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就是“民为邦本”“国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所谓“以民为本”，就是倡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治国理政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天下民众的共同利益，实现“安民”“富民”“乐民”。中国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说过：为政者应“以富乐民为功，而以贫苦民为罪”。当然，历史的事实已反复表明，在中国古代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天下为公”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以民为本”的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安民”“富民”“乐民”。但是，“天下大同”和“以民为本”这种体现人民性民主性的先进政治思想和美好社会理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却一直为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和劳动人民在不断追求和长期实践斗争中传承下来。
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一面学习西方文明，从中寻找救亡图存的新的武器，一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寻找救亡图存的借鉴。领导戊戌维新的康有为，曾经写过一篇《大同书》，提出中国应“农行大同”“工行大同”“商行大同”，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实现中国的振兴富强。这种在不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根基的前提下简单仿行西方经济技术文明的所谓“大同”，不过是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脱胎出来的资产阶级上层的一种改良主义的救国方案，当然是行不通的，戊戌维新到了百日就失败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他以“天下为公”为号召，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提出“民有”“民治”“民享”，说“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权利，自当为天下人民所共享”。他以为通过仿效西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可以振兴中华，然而历史的事实旋即证明，这种资本主义的救国道路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革命在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就失败了，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割据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下的分裂混乱局面。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和“民有”“民治”“民享”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最终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一开始就明确宣示自己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此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新纪元。新中国经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在外交上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天下大同”“万国咸宁”等思想精华的创造性继承、运用和发展。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一些失误，但坚持这些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中，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理论认识。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就是其中一个新的重要理论认识和精髓思想。他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他又说：“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他还精辟地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涵：一是全民共享，就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二是全面共享，就是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三是共建共享，就是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渐进共享，就是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也不好高骛远。总之，共享发展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社会理想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体现；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向往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民为本”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种中国人民古已有之的社会理想也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中才能真正开始从理想变为现实。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光荣，同时也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竖起了一盏照亮未来的光明之灯。
共享发展理念，不仅要始终贯彻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始终体现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正在贯彻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建设之中。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已熟知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发展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广泛拥护与支持，正在顺利实施和推进之中。“一带一路”建设，是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时代要求，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为指导，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为世界提供的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在世界发展中实行这样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利、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则，就从根本上与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区别了开来，它必将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将有利于开创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生面。
20世纪初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并存且相互竞赛的时代。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后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充分肯定。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十月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尽管总的仍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但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文明核心理念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和引领力。可以坚信，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未来世界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必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比资本主义文明更大的贡献。
英国著名学者、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在其近著《十字路口：疯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的未来》中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进步的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这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竞争拥有引发商业力量集中的趋势，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并引发金融系统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威胁。诺兰教授认为，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他进一步指出，在人类试图在当下这个危险时期摸索出一条前进之路方面，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中国文化中关于实现和谐、稳定以及“中庸”式动态平衡的思想，有可能在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一直在以务实的方式寻找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市场监管方式。中国将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动态力量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调控相结合，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为建立以道德为导向的和谐的全球政治经济作出宝贵贡献。诺兰教授还认为，摸索通向全球合作解决方案的出路，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本质。“为了天下为公”的利益，建立全球监督机制以制约资本主义竞争，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不同利益和不同文化的国家，都能和平安全地生活，平等地获取可以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
诺兰教授经过自己多年的观察和理论研究，认为要克服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和弊端，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按“天下为公”的原则实现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他寄希望于切实借鉴和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和中国当今发展提供的经验，来实现这样的目标。诺兰教授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一种真识灼见。而这些识见，在西方的学者和政要中也不乏其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接受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推动多边合作，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中国的长远目标和对时代需求的把握对于世界发展大有裨益。在一个将以创新为标志的世界中，我认为中国有一张了不起的王牌，就是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需要创新、需要建设、需要分享的伟大计划。中国在世界发出的声音，是平衡之声、多边合作之声，也自然而然是进步之声。西方有识之士的这些论见，值得我们一切致力于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们充分重视和探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中国倡导的体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方案一经提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的现实原因所在。
（国际儒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