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从中西思想对比看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作者: 时间:2018-04-20

摘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新时代的重要思想任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建立应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壁垒。本文从中西思想对比中,说明西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文明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2014)。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认清中西文化的特质,进而认清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在新时代确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将其视为我们的心灵家园。

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天人合一

1.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的解放、对科学的追求成为西方社会的思潮,当康德提出“人是目的”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就基本完成了它的理论形态。按照这样的理解,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人是目的,自然是完全服从于人的要求的。整个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西方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物,万物之精灵,是上帝所塑造的最好子民。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目的,其他都是次之的。这一方面表达了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自然成为人征服的对象,对自然索取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活动。

现代社会的逻辑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的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和科技都可以无限发展,由经济和科技发展产生的所有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张明 2008)。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人们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家园—地球并不是一个可以供人类无限消耗的对象。环境的恶化,地球家园的破坏,使人们重新反思人类的行为。西方所提供给世界的这套现代理论有了问题。

2.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若要溯源可上溯至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那时,古人在《诗经》《尚书》中也称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商代凡事必占,所谓“先鬼而后人”。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占卜求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张世英 2007:34)。李泽厚(2015:95)指出,“‘天’‘帝’总与人事牵连,而非某种超乎经验、独立自足的主宰者。这一来自巫术活动的观念,经由礼仪制度的理性化,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人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以天帝、鬼神、自然与人际交互制约、和睦共处为准则的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真实源头。儒、道两家许多基本范畴、观念,是将这巫术礼仪中‘天人合一’的原始观念直接“入”文化和理性化的结果”。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从一开始便对天有一种很深的敬意。他告诉弟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是天的基本功能。在孔子那里,天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生命的天,与人不可相分的天。另一方面,天仍保持着威严和一定的神秘性,“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里的天具有超然性。不少中国的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等都认为孔子的天既有自然之天,也有神秘之天。董仲舒把儒家“义理之天”的“义理”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人之(为)人本于天”,这样天不仅仅成为自然人之本,也成为人的终极依托,人的一切言行都应当遵循“天”意,凡有不合天意而异常者,则“天出灾害以谴告之”(张世英2007:35)。董仲舒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解释,为儒家文化和汉帝国的统治者找到一个终极的支撑。李泽厚(2015)认为“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汉代、宋明、新儒家等几个阶段。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去理解人和自然,这是中国思想的特点。因此,从一开始,天与人就不可分,要说明人的问题,就必须从天开始。这就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不能从一般的西方观念来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一般西方人所理解的天人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这里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二者的分而存在。儒学所说的“天人关系”,其深刻的内涵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根本问题。这里,人与自然是一种特殊关系,作为自然的天是一种生命哲学,天的根本意义是“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天与人内在相连,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显然,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天人二分,把自然作为主体人的征服对象而被无限使用,以及那些科学至上主义者是一个很好的纠正。

3.“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下的世界发展来说,可给我们提供以下思考: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因为天与人不分,这样人必须按照自然的要求展开人类的活动,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成为人类的终极目的,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曹利娟、李树锋 2017)。

第二,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生命。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话里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生命的博大情怀。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人与自然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基于天人合一的伟大自然主义(曹利娟、李树锋 2017)。

第三,天人合一也是圣人之人生追求。物我两忘,在天人合一中陶冶情操。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理想的追求,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修养维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人所最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与自然的相融与合一,在人与自然、天地的相融中,走出个人小我的狭小天地,在自然的大我中获得精神的升华(曹利娟、李树锋 2017)。

第四,新自然观。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讲天人合一,不是回到农业社会的“顺天”,不是回到庄子的“天人合一”。这种新自然观就是“以近代大工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之后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崭新的客观关系为基础,这个崭新关系不再是为征服自然而破损自然毁坏生态的关系,而是如后工业时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恢复自然、保护生态的关系,从而人与自然不再是对峙、冲突的关系,而更应是和睦合一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却又是自然的光环和荣耀,是它的自由的主人,是它的真正的规律性和目的性。这是今天发达国家或后工业社会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应及早注意研究的问题。而这,恰好就是‘天人合一’的问题,是这个古老命题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李泽厚 2015:267-268)。

改造自然,但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相信人的力量,但不再认为它是一个无限的力量,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成为人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当代中国所提出的“和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奠基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是在充分反思西方近代科学至上主义等思想的弊端后提出来的。克服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主体客体相分、主体改造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 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中汲取智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从神人相对到人文精神

1.西方近代以来神人相分产生的问题

西方社会从启蒙运动以来,神开始失魅。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后,西方的宗教精神开始衰落,工业化社会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生活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西方近代社会就是从神的时代到科学实证时代的转化。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的精神从基督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后所焕发的朝气和力量,使西方人扬帆万里,征服五洲。这样在西方的精神世界里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他们的基督教历史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社会协调。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西方在精神上的危机已经表现出来。从尼采的结论中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上帝死了!既然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了,那么,建立在这一信仰基础上的全部价值观念,包括整个欧洲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就随之倒塌了(刘赋 2006:37)。尼采语惊四座,道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问题。

现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化的生活,这与中世纪那种在神笼罩下的信仰生活有着根本区别。如何安顿人在日益媚俗的现代生活中的心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焦虑的问题。韦伯(2010)用基督新教伦理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说明基督教在文化上对现代社会的支撑性作用,但宗教信仰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和紧张并未消除。

2.儒家的人文精神

任何民族早期都存在原始的宗教信仰,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甲骨文中,我们的先祖也将自己的祖先称为“帝”或“上帝”;据卜辞说,上帝经常发布命令, 以超越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间社会。但从商到周,中国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周人开始从殷人的“先鬼而后人”的鬼神文化中逐步走出来,转向“先人而后鬼”的宗法文化,“敬德保民”说明统治者开始将重点转向人世间,而从周王自称“天子”,确立了宗法血缘制度后,在社会制度上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脐带。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则从理论上完成了这种从鬼神信仰到关注人世间

生活的重大而深刻的转变。“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已经将神“悬隔”了起来,作为终极的“天”还在,但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鬼神的世界,而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孔子学说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完成了从苍天到人生的重大转变。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自己的宗教关怀,但以它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不再是一个宗教性的文化,而是一个着力解决人生现实问题、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这样的人文精神与农耕社会的生活状态相符,是其宗法血缘社会的自然表现。如钱穆(2007:51)所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欲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家族血缘观念而建筑起来的,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等差之爱”,这种情本体论不仅符合人的自然生活的本质,也同样具有普世性。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颜回》),立足血缘而不拘泥于血缘,爱人也就是“爱众”“泛爱众”。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东方的人文精神。神还在,但不再威严,天作为最终的支撑还在,但不再掌握命运的一切。儒家的半宗教和半哲学使其可游离于宗教与社会之间,从而更为适应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生活。

3.当代中国人文精神

“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人文的世界。人文润泽人生,人文充实人生,人文表现人生,人文完成人生”(唐君毅 2005:33)。这里讲的“人文”,是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的含义上讲的人文,一切文化皆在其中,当然包括宗教文化。唐君毅认为,中国的人文思想,从来不与天对,即今天的不与神对,也就是说不是一种反神论的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唐君毅对儒家“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做了现代的解释。

其一,现代精神最根本在于思想和文化的宽容,包括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和理解。宗教不仅仅在远古是人类文明伟大的支撑,在中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今天我们仍要从宗教历史和思想中学习人类的历史和思想。所以,儒家在很早的时候就体悟到这一点,对神存而不论。在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里,宗教的存在,宗教精神中包含着的早期人类的精神和人类历史的文化都值得我们敬畏。中国古代文化从先鬼而后人过渡到先人而后鬼,对天的敬畏和对神的存而不论要比西方走过的一个彻底反神,从而产生“上帝死后”的精神恐慌高明。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以宽宏、兼容的现代精神,与有神论并存,包容其他宗教信仰,涵摄佛、道、耶,与各种文明和宗教对话,从而获得更大的智慧,以展开现代社会生活。由此,我们才能对民间的一切历史信仰形态都给予理解,真正理解中国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关系,从而放活底层信仰,使社会充满活力。

其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如何在世俗世界中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中安顿自己的灵魂。“通天地之人曰儒”(《法言·君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儒家的重点在人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子不语怪力乱神”。由此,儒家对于现实生活如何展开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从而为人在现实、世俗中的生活提出了准则和要求。同西方中世纪精神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脱节相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圆润,从而也更能为现代生活提供生命的意义。

儒家是个具有宗教精神的思想体系,但它重点在于入世,而人世生活的复杂、险恶往往使儒家的理想主义显得迂腐。此时道家的自然主义成为中国人完成宗教依托的重要手段。“在人生层面上,道家也是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论辩方式,但均具有相似的人生目的。……儒家的目标在于追求一个充满‘浩然之气’ 的刚健有为的人生;道家则从相对的立场出发,企图达到一种淳朴、无为、圆柔、不争的和谐人生”(李中华 1994:165)。“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在人世和自然这两个广阔的天地中,人的心灵既得到宗教般的抚慰,也得到人生理想的提升。“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黏合在一起, 甚至难分彼此,终于在中国文化中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李中华 1994:165)。儒道互补,即人的世俗生活与脱俗的自然生活的相互补充,在现代化社会中,这仍然是中国人的重要的精神生活之道。同时,对于那些脱离了神,已经无法再用严格的宗教信仰来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式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文化形态。

正像韦政通(2008:121)所说,儒家的人生态度与基督教、佛教的人生态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基督教和佛教,都必须追寻现实人生之外的世界,来安顿人生,儒家则主张就在我们生存的世界来安顿人生,来表现人生的价值。这是儒家的平凡处,也是儒家的伟大处。……传统儒家,在解决人生问题的成就上,不足之处自甚多,但解决问题的基本态度,实代表一种高于其他宗教的智慧,当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三、从西方的个人主义到儒家的“为己之学”

1.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神开始逐步地解魅,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对自然和艺术的热爱成为热点,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开始逐步登上西方思想舞台,人开始成为出发点和目的。当 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时,他不仅仅是完成了一种哲学上认识论的转向,同时也开始将人放到了哲学思考的核心, 作为主体的人是哲学的起点。当路德的新教把对上帝的信仰从教会交给信徒自己时,个人的心灵就可以自由地与上帝交往,而上帝又特别欣赏那些勤勉、有事功的人。这样基督教新教为个人主义的欲望和新兴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宗教的说明。而当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以后,个人主义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契约论的提出则说明国家的本质就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个人主义就从观念转化为政治制度的诉求。

当资本登上舞台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揭示这种新的经济活动的本质,亚当·斯密认为,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是本能的,利己是生而有之,因此,法律只要保护好个人的利益,经济就会发展起来。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指个人对自己的私利最关心、最了解,国家无须干涉,市场采取自由政策,各种利益会自然博弈成功。国家其实就是个人之组合,个人利益是本质,国家无须管理太多,市场自然会去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到此,个人主义完成了他的经济理论。

由此我们看到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它的积极方面在于从历史上促使人和社会从神权的统治下走了出来,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成为全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的最重要原则,极大地发挥了个人生命的积极性;从社会的发展而言,它促使了西方国家制度对个人私利的保护、人权思想的产生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全相符。

但个人主义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当自私成为生命的全部基础时,高尚开始消失;当经济完全依赖个人的奋斗来调节整个社会生活时,“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解决经济生活的全部问题。个人主义在张扬个体生命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孤岛。西方个人主义的两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1.儒家的为己之学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说“人人有贵于己者”,通过自己的修养,而不是外在的因素使自己道德得到提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儒家的“为己”之说与西方个人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认为个人的自我完善、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不排斥他人,反而是在尊重他人、完善他人中实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通过“利他”完成“成己”,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儒家这种思想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这是一种何等宽容高尚的君子精神。在儒家这种成己而成人、修己以安人的理想中,包含了一种宏大的社会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责任。

2.儒家“为己之学”的当代意义

早期儒家的为己之学在整个人类思想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应看到,在后期儒家发展中重视群体的道德原则得到一步步强化,到宋明理学时,朱熹提出“己者,人欲之私也”(朱熹《大学或问》),甚至提出“无我”,希望求“大无我之公”(朱熹《西铭论》),这样一种群体之上、社会之上的道德追求必然压抑个人的发展和个体的多样性,而且将个体的价值完全压制在道德和伦理的维度,从而无法在社会制度上保障个人的发展,这正是后期儒家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期儒家这种思想的批判、对国民性的反思仍有着当代的价值。

建立保证个体自由之经济、社会制度,从儒家成己的个体伦理思想扩展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对人的尊重仍是我们今天之努力。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并非重返后儒时代压抑个体的集体主义,而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对儒家为己之学的重新解释,对近代人类进步的基本理念的吸收。“新仁学向人们提供一种情理兼具的人生信仰,其核心是成己成物(成就个人价值与社会事业),在成物中成己。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那么你也就生活在爱之中;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么你的价值也扩大了”(牟钟鉴 2013:101)。

西方的个人主义陷入困境,而中国传统的“为己之说”经过创造性转化,通过吸收部分西方的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给儒家的“为己”“成己”之说做一现代解释,将是对世界思想的一个贡献。

四、从价值排他到和而不同

1.基督教的排他性

从宗教学的常识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一神论的宗教都具有排他性,这是宗教的性质所然。在一神论的宗教看来,在众多宗教信仰中只有一种信仰是绝对真实的,在众多的神中只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其余则是偶像,其信仰皆为谬误。这种宗教的排他论者在真理问题上有一种绝对化的观点,而这也是宗教本性的表现,如果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不是唯一的真理,那么它就不值得信仰,事实上任何一个教派的教徒只要它表示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忠心,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排他性。排他论是一神论宗教的正统立场。基督教是典型的排他论宗教,认为整个世界的诞生、人类的出现都要从《圣经》中才能得到解释,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耶稣是上帝之子。在基督教看来,他们的神学理论具有普世性。在全球化的初期,西方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排他性思想的指导下走出地中海,走向世界,从而造成了在西方早期的扩张中对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非洲文化、东亚洲文化的破坏与摧残。

在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西方在对待异文化态度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 但基督教排他性的思想仍根深蒂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2010)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上合组织”“金砖五国”“20 国集团”的出现都说明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之外将会出现与美国实力相等的国家,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 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活动者。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元文化的(徐春喜、郭凤志 2017:79)。美国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独霸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挑战的就是东亚儒教文明和中东伊斯兰文明,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下个世纪的主要形态。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批判,但他的文明冲突论的提出绝非偶然,这个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占据垄断地位的观念在思想上的表现,是深藏于西方一些思想家脑中的基督教排他主义的一个表现。

在全球化的今天,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再次表现出西方思想的危机、西方文明模式的危机。因为,这种排他性的宗教观和文明观无法适应多元文化下的全球的发展与融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重新看待中国文明中的“和而不同”思想的价值。

2.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原文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三国时期何晏《论语集解》对此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政见各异,但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治道”。“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技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辟犹撩之于盖,辐之于轮”(刘文典 1985:2)。重和趋同,在追求共同目标的情况下,有着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容纳这些不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在各种思想和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中发展,正是兼容并包,才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尽管期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在民族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价值”(张岱年 1994:390-391)。

这样“和而不同”不仅是君子的出世之道,也是中华文化在其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奥秘和根本的特点。

3.“和而不同”是多元文化相处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使世界上各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但全球化绝不是文化的同质化。我们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各种文明在交流的同时,那些弱小的文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也产生了问题。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 21 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 年后,80% 的语言将不复存在。语言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至关重要。一种语言的消亡决不亚于一个物种的灭绝。语言消亡了,通过该语言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就会消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首先依赖于语言的多样性(李朋义 2006)。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陆卫明、曹飞燕 2013),成为我们今天追求和谐世界的一个历史根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当今世界拥有 60 亿人口,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 五六千种语言。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还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阶段,都存在种种差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整体划一,从非洲到亚洲,从玛雅文化到印度宗教文化,整个人类文明也因差异而交相辉映,因不同而使整个世界多姿多彩。因此,尊重和有意识地保持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标志,尊重和推动不同语言和文明的借鉴、融合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谭汝为 2014:54)。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新外交路线的基础,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理念,十九大报告专章阐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而不同原则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习近平 2017)。

五、结语

人类告别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已近三百年,近代西方在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如今,这一进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学习西方的进步理念、先进科技,也要从自己传统的文化中汲取其智慧,使古老的中国观念焕发出新意,为人类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曹利娟、李树锋,2017,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校创新教育研究 [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亨廷顿,2010,《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李朋义,2006,世界汉语教学的前景及其对出版业的冲击

—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在年新加坡世界书展研讨会上的演讲 [J],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27-35。

李泽厚,2015,《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中华,1994,《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

刘 赋,2006,存在主义及存在主义之批判 [J],《理论月刊》(5):36-39。

刘文典,1985,《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

陆卫明、曹飞燕,201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 [J],《求实》(9):71-75。

牟钟鉴,2013,《新仁学构想:爱的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钱 穆,2007,《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谭汝为,2014,思想先驱 文化启蒙—周有光先生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巨大贡献 [J],《文化学刊》(6):48-55。

唐君毅,2005,《人文精神之重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    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韦政通,2008,《中国文化概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习近平,2014,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2017年12 月 6 日读取)。

习近平,2017,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OL],

http://www. 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017年12月 6 日读取)。

徐春喜、郭凤志,2017,重思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识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J]

张岱年,1994,《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明,2008,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 [O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8/49017.html(2017 年 12 月 6 日读取)。

张世英,2007,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J],《求是》(7):34-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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