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关于西方汉学家中国典籍翻译的几点认识
日期: 2017-11-4   20:27:04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域外的中国学或者汉学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中,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与问题是我们今天开展中译外工作必须面对的。但如何评判西方的职业汉学家及其中国典籍翻译工作,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当然,作为学术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笔者希望面对这些争论和不同看法,与诸君交换意见。

 

张西平教授

 

一、从汉学书目看西方专业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

当今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典籍的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汉学家这个群体翻译的①,中国学者进入这个领域很晚。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主导性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从关于中国文化西传和中国典籍翻译的重要书目中,对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数量上做一个初步归纳和统计。

1.《西文汉学书目》②中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是继《考狄书目》后最为全面的西方汉学书目,时间跨度是1926-1948年。本文从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主体调查的角度对该书中的西方汉学家翻译者和来自中国的翻译者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和研究③。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易经》共有17部译著,其中,由德国人翻译和研究的著作7部;英国人的译著4部;法国人的译作两部。除去这13部用西方语言翻译和研究的著作外,由中国人翻译和研究的《易经》有4部,作者是:沈仲涛(两部)、刘子华、圆光。由此我们看到,在《易经》的翻译中,中国学者的译著占到总数的30%。《书经》的译著有4部,译者全部为西方学者。《诗经》共有12部翻译和研究著作,但只有一名中国学者(张正萌Chang, chêng-ming,1937年)。《礼记》《春秋》《左传》的译著共有9部,作者全部为西方汉学家。《四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共113部,④其中中国学者独立翻译和研究的有6部,这些学者是:郑、林语堂(两部)、黄如珍(两部)、方志彤。在这6部由中国学者参与的《四书》的翻译中,有一部是黄如珍对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译本的注释,一部由方志彤注释,庞德翻译。这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合作翻译。林语堂的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成一部。由此,中国学者独立翻译的《四书》只有两部。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尽管这仅仅是袁同礼书目中的数字,这里列出数字在于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其中专业汉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主体登上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舞台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是由西方汉学家所翻译的。而且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仍是各国的汉学家。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⑤一些中国学者对这样的观点并不认可,其主要立论是从翻译的文化角度展开的。从文化学角度来看,翻译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在译本的选择等问题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肯定是有差别的。这点我们在下一节具体展开讨论。但从语言的角度,从母语的角度,由本民族学者从事“‘译入’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掌握确实很难达到母语水平”,对此笔者也承认“译入的翻译,母语使用者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最熟悉、最有发言权、也最理解语言中一些微妙之处”。⑥如果拓宽视野,中国典籍的外译并非只是翻译成英文、法文等西方语言,同样要翻译成东欧的语言、非洲的语言、亚洲各国的语言,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在西方语言的外译上有成功的例子外,在其他语言的翻译上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因此,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各国的汉学家,这应该是一个常理,即便是在英语领域我们有林语堂这样典型的成功例子,但仍然必须承认,中国典籍英译的主力是西方汉学家,这是翻译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2.《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是继袁同礼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地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的著作。这本书“以西方文字所翻译中国历代文献之书籍篇章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其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⑦这个目录共收录译者1219名,已经查明的中国译者217人⑧。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仅占译者总数的5.6%,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95.4%,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绝大多数。

从历史和语言两个角度看,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四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特别是职业汉学家的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被翻译成了各种西方语言。西方思想界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而认识中国的,从伏尔泰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从爱默生(RalphWaldo Emerson,1803-1882)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他们都是在读汉学家的翻译作品中认识了东方文明的价值,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公正、客观地评价西方汉学家,应该向长期以来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志业的西方汉学家致以崇高敬意,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西传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二、从跨文化的角度看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工作

如何看待西方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工作?如何评价这个西方学术群体?这是我们研究西方专业汉学家中国典籍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看西方专业汉学家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学术界与西方专业汉学一直有着较好的良性互动。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派提倡按照西方汉学或东方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作为西学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方汉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后,对我们自身的国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著名学者个人及其研究成果,而不少人是由于留学等因缘,如冯承钧之于伯希和(P.Pelliot)、杨之于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姚从吾之于福兰克、郑寿麟之于尉礼贤(R.Wilhelm)”⑨。西方汉学作为近代西方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在19世纪初已经诞生,而西方文化势力在全球扩张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文化和学术传统渐被断裂,被强行地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此时,中国以注经为其特点的中国传统学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以西方汉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叙述模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以来出现的以吸纳西学为主的学者(例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赵元任)与西方汉学积极互动,并渐成学术界之主流。在这个历史的转变中,汉学其实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成为催化出现代中国文化研究方式的重要推手⑩。在这个意义上讲,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实质上是“汉学之国学”,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当年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国学院在国学研究上主要是吸收西方汉学和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的学问在世界学术空间中展开,与国外汉学展开积极的对话,同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展开积极对话,这才是今日国学发展之正确的途径⑪。

从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来看,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域外汉学的翻译和研究就始终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学的研究和汉学的译介在近30年的学术发展中一直有着良性的互动。初步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已经有300多本,这些汉学(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界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本土的学者“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实际上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双峰对峙’的两派‘中学’,其一是自家内省的‘国学’,其二是别人旁观的‘汉学’”。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要求每个学者对本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了如指掌,有点不切实际,但将海外中国学家的贡献纳入视野,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不但可能,而且必须”。非如此,无法把握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例如,就文学研究来讲,从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出版以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几乎完全变了样,长期被忽视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作品成为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热点。

李学勤先生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海外汉学热给予了充分的说明,他说:“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及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⑫

所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专业汉学家的著作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对中国学术界实际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以用一句“汉学主义”来否认的。

 

注释:

①西方汉学从历史性发展上分为: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但实际的历史要比这一划分更为复杂,这样的划分主要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讲的。从个人来讲,有些汉学家是集传教士汉学家和职业汉学家于一身,例如理雅各、卫礼贤。实际上他们两人在作为职业汉学家出现时,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他们的翻译也产生了影响。即便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一些西方汉学家,其身份也有二者兼于一身的,他们是汉学家也是天主教的修会成员。但由于今天中国的国家宗教政策,不允许任何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在华活动,这样,这些身兼二任的汉学家仍是以专业汉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②China in We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

③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学者的译著列出,并标出中文名字,这在西方文献学上是一个突破,由此,我们就可以展开对译者的译本统计。以下统计全部摘自《袁同礼著书目汇编2:海外中国学书目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④这里包含不断再版的版本,这是一个出版总数的统计。

⑤这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所说,他说“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 ,since there are few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 ,not out of ,’one’s ownlanguage ‘”转引自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

⑥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

⑦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es )第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

⑧编者在书中说明,中国学者在西方出版的翻译著作署名全部为罗马注音,这样有些中国学者的回译到中国原名需要核对,书中有一些中国学者中文名字尚无法准确回译成中文,在目录中编者一律注明“未详”。这样的数量在全书中比例很小,我们在统计中将这一部分译者未列入其中。

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⑩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学界交往录》,第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出版集团2008年。

⑪张西平:《国学与汉学五题》,《清华大学学报》,20011年第4期。

⑫李学勤:《应加强国际汉学研究》,载张西平编《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册第11-13页,外研社2005年。

来源: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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